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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青:沿着《天路》《走进新时代

来源:首页 | 时间:2018-11-27

  印青,1954年5月4日出生于南京。著名作曲家,总政歌舞团一级作曲,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文联第八、九届全委,全军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原总政歌舞团团长。

  代表作有歌曲《走进新时代》《西部放歌》《天路》《江山》《当兵的历史》《在灿烂阳光下》《不要问为什么》《边关军魂》《世纪春雨》《桃花谣》《芦花》《望月》《走向复兴》等,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。创作的歌剧《党的女儿》(合作)舞剧音乐《妈祖》及《新四军》《最后的骑兵》《海天之恋》《一言为定》《村官普发兴》等影视音乐作品也广受好评。多次获得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文化部文华奖、解放军文艺大奖、中国音乐金钟奖作品金奖、中国金唱片创作奖等全国、全军各类奖项三百余件,多次在国家、军队各类重大文艺活动中担任音乐总监和艺术总监。

  曾荣立一等功一次,二等功两次,三等功五次;被评为中宣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、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、解放军总政系统优秀员、全军英模大会代表、全军文化艺术工作先进个人。

  手下一群兵,从不装备武器弹药;也没个固定阵地,东走西闯,哪里需要哪里去;更奇怪的是,他们之中,军衔比印青高,名气比印青大,待遇比印青好的,大有人在。

  你可别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!只要一上“阵地”,他们一呼百应,甚至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

  总政歌舞团明星大腕扎成堆、挤成串。随便数数——李双江、、克里木、阎维文、毛阿敏、蔡国庆、谭晶、王宏伟……他们一下部队,一亮嗓子,战士们山呼海啸,群情沸腾。

  唱的总比说的好听。你瞧——电视里正在播张也唱《走进新时代》,接着是韩红唱《天路》,王宏伟唱《西部放歌》,宋祖英唱《望月》,别以为是“歌声飘过三十年”,看字幕,原来是“印青作品音乐会”,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,作曲者都是同一人——印青。

  人家说,一辈子能作一首好歌已经不容易了,印青却是作了“一手”的好歌。就凭这,做团长,他当之无愧。

  印青是个大忙人,白天脚不点地,夜里烟不离手。整天围着排练工作、演出筹备、行政事务团团转,熬到10点终于回家,定定神,又要开始谱曲。

  一夜成曲的例子在音乐界并不稀罕。传说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写著名的《塞维丽亚理发师》序曲,就是剧院方面在开演前几小时把他锁进化妆间逼出来的。印青写《走进新时代》,也有那么点意思。

  1997年8月,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,中央电视台打算录制为会议营造气氛的歌曲,就把《走进新时代》的歌词传给了当时还在前线歌舞团担任副团长的印青。

  “我一看到歌词,就热血沸腾了,特别是歌词里的两句话‘我们唱着东方红,当家作主站起来,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,改革开放富起来’,这让我想起在老百姓家看过的一副对联——‘毛主席让我们站起来,让我们富起来’,很直接,很真挚。”

  几乎是一气呵成,当晚印青就把曲子谱出来了。写了两稿,一稿雄壮,听起来像进行曲;一稿更抒情些。第二天,印青带着两份手稿向前线歌舞团团长、政委等人征求意见。大家听完两稿,说“都挺好”,然后各自回办公室。谁知,印青听到办公室王主任在走廊里哼了起来,一听,是第二稿。印青大喜:“成了,就是它了!”

  《走进新时代》由张也首唱。张也没唱过这样的歌,进了录音棚,“第一次唱比较紧张,她想唱得气派,唱得豪迈,”印青说:“你千万别这样,温柔点,好像对一个朋友说话。”“我的初衷是平和、平等,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感觉。”

  当时,央视给印青的作曲稿酬是2000元。有人替他抱不平:“印老师,您太亏了!”言下之意,演员唱这歌可挣了大钱。

  印青却心平气和:“这也很正常,因为演员是一线的,观众看的是演员,而且演员有二次创作,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。所以我很看重演员,我不可能拿着话筒到处去唱,人家想听的是张也的歌声。”

  一曲成就一个人,这样的例子同样发生在许多人身上,因此,有人把印青看成是点石成金的圣手。

  “谢天谢地,你来啦!”只要印青愿意出山,歌手们心里立即冒出一句小崔的台词儿。

  “我一般都是量身定做。”印青根据每个歌手的特点、个性、声线、形象创作不同的歌曲。

  “比如,我给宋祖英写的歌比较温婉、抒情。她唱的《辣妹子》《好日子》《大地飞歌》轰轰烈烈、风风火火,这样的歌有人给她写。但是,我发现宋祖英的血液里流淌着南方的东西,柔软、善良、唯美,所以我给她写《望月》,我说:‘我在写你的另一面。’”

  而王宏伟在印青看来是挺拔的、高昂的。“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。他的歌不能太花哨,要质朴,但他声线高,所以又要高亢。”于是就有了《西部放歌》。

  “《天路》最早是巴桑唱的,西藏军区一个特别好的歌手,声音清亮、圣洁,唱得确实好,在全军汇演中拿过金奖。”

  2001年总政“八一晚会”,部队领导对印青和词作者屈塬说:“给巴桑写首歌吧。”

  “一开始完全找不到方向,天马行空乱想了一通,最后决定从一个西藏小女孩的视角——‘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’,作为切入口。

  歌写完了,很快就在建设工地上流传起来,在藏区百姓当中口口相传。藏区唱的大多都是‘巴桑版’,现在青藏铁路列车上放的也是她的版本。”

  印青说:“第一是春晚的舞台,韩红为了争取唱这首歌,一天能打8个电话。当时,春晚先把歌曲定了,谁来唱呢?候选人有巴桑、索朗旺姆、才旦卓玛、谭晶……韩红的确很努力,她说:‘印老师,我录了一版,您听听。’她还讲到她的奶奶特别喜欢这首歌,当时老人家得了重病,每天让韩红为她唱一遍,还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春晚上听孙女唱《天路》。”

  印青为韩红的至诚感动,韩红也的确不孚众望,“‘巴桑版’很圣洁,有如天籁,但它离观众远;韩红的唱法和观众近,很落地,老百姓就会喜欢。”

  一次,印青去朝鲜访问,金日成大学的翻译说:“我们学校搞唱歌比赛,20个人中有10个人唱《天路》。”

  一位西方国家的文化参赞对他说,听了《天路》,突然发现“中国人的情怀还是很美好的”。以前,在他们眼中,中国人是很世俗的,或者带有一种神秘感。“我觉得,我们更需要的,是传递一种开放、坦荡、朴实、美好的情怀,而不是故弄玄虚的神秘。这才是大国的姿态。”印青说。

  一枚锃亮的130加榴弹弹壳立在门边,093潜艇模型、东风21号导弹模型、歼10战斗机模型、神舟飞船模型,还有一艘海军送来的航母模型——“印青号”,你几乎怀疑自己到了一个军事专家的办公室,而不是艺术家印青的工作室。这四周的布置,强烈地暗示你:印青是作曲家,更是一名军人。

  “一个人看自己的作品,会觉得像打碎的太阳,片片闪金光,但我一生中最珍爱的是《边关军魂》。”在1000多首创作歌曲中,印青对《边关军魂》情有独钟,“写这首歌的时候,我和词作者抱头痛哭,完全不能自已”。

  那是1991年,总政拍了一部12集电视纪录片《边关军魂》,描述东西南北各个边防哨所战士们的戍边生活。纪录片需要主题曲,于是就找来印青和军旅诗人贺东久,两人搭档创作。

  “我们说‘想看片子’,剧组就把片子拿来,我和老久花了10个小时,一口气看完。”印青当过通信兵,贺东久也是炮兵出身,两人都清楚部队的状况。影片拍得很感人,“也让我心酸,战士们太辛苦了!他们真是最可爱的人!十几二十岁,正是青春蓬勃的年纪……相比城市里生活优越的年轻人,人家也是孩子啊!”

  1971年,印青入伍,17岁的瘦麻秆“文艺青年”,谁也瞧不上,被连队里各班长当皮球踢。

  “后来被分到三排七班,政工干部觉得多了一个文艺骨干挺好,但连长、副连长这些军事干部都不太喜欢我。”

  印青的处境比“许三多”好不到哪里去,“我去的是通信营架线连,当时部队班、排、连之间的竞争很激烈,比训练成绩,三大技术——射击、投弹、刺杀。我们架线连还比通信专业项目,一拐野战电线分钟。”

  投弹训练别人一投50米,印青一投30米,“训练成绩跟不上,头都抬不起来。你说我会弹琴,别人说‘拉琴也拉不倒一个敌人。’”“我脾气倔,天天练,手都肿了,琴也不能拉了。”印青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赶上来了,加上他的音乐才能为连队争了不少光,他融入了集体,受到战友们的欢迎,还当上了排长。架线时,战士们常说:“排长,线我们来架,你就给我们拉琴吧。我们还能边干活,边听曲。”

  印青的处女作《我是个架线兵》就是当时在部队写的——“我是个架线兵,有颗火热的心……条条银线通北京,手拿线拐心向党,我要做个又红又专的架线兵。”歌曲诞生,一下子在连队风靡开来,印青第一次享受了创作的成就感。

  两人说着,哼着,贺东久突然想到一句“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,我在遥远的路上风雨兼程”,一拍脑门:“找到感觉了!”

  凌晨5点,“咚咚咚”,急促的敲门声把印青吵醒。他睡眼惺忪,却看到贺东久满脸通红两眼放光,拿着手稿,激动地说:“我……我我……写出来了!”

  这回轮到印青了。宾馆没有钢琴,他抱着吉他弹奏。三四个小时后,贺东久刚睡下,“咚咚咚”,他的房门又被印青敲开。

  两人拿着词曲,左一遍右一遍地唱,“我唱,老久也跟着唱,唱到最后,两人抱头痛哭!简直是号哭,哇哇大哭!这就是一种军人情结,宣泄得酣畅淋漓!这是永生难忘的。”

  《边关军魂》首唱是毛阿敏,每次去部队慰问演出,只要她一张口,战士们就跟着唱,歌手哽咽了,战士也哽咽了,唱不下去了,只好停下来,抚平呼吸,从头再唱。

  有一回,匈牙利的军队艺术团来华访问演出。在招待宴会上,印青对同为作曲家的匈牙利团长说:“我很喜欢匈牙利的作曲家,历史上的李斯特,现代作曲家比如里盖蒂的《大气层》,我都很喜欢。”

  敬酒时,匈团长把印青拉到一边问:“你们中国军队的军事文化很追求现代感吗?”

  匈团长很认真地说:“我觉得,给军队战士演出需要更多的民族文化,而不是时尚的东西,时尚文化唾手可得,而民族文化、国学是士兵们特别需要灌输的,就算是强行灌输也是必须的。因为,我们需要这些年轻的士兵们拿起枪来保卫这种文化!”

  “这是我在南京军区写的,南疆作战是各军区轮战,南京军区部队撤下来后,歌曲却在前线留了下来。若干年后,我收到一封来信。”

  写信的是一位兰州军区的军官,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,他突然想起了留在法卡山、老山前线的兄弟:

  我是一名排长,全排27个人冲上去,回来时只剩7个。为什么那时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?因为唱着您的歌,一边唱一边向前冲。多少年过去了,今天晚上,我特别难受。想起了兄弟们,想到他们的牺牲,他们永远回不来了。当时,您的歌给了我们很大的精神激励。

  当炮火染红了边疆/前线就是我们的家乡/那里的每一寸土地/都是母亲生活的地方/出征吧,战友们/把强盗赶出去/把战争赶出去/快奔向杀敌的战场

  当炮火染红了边疆/士兵的光荣就在战场/我们的每一颗心头/都有一片英雄的理想/出征吧,战友们/把我们的功勋,写在刺刀上/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

  看完信,“我突然意识到作为军旅艺术家的责任,明白了什么叫‘为促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’。之前,我以为我的创作只是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,那封信之后,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的责任、我的使命。”

  九月一日下午,徐惠滋副总长亲临医院看望伤员,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,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。当医院宣传队为伤员演出节目时,徐副总长又拉我坐在他的身旁,要我点节目,我就点了一首我喜欢的《出征歌》。

  写回忆的战士叫韦昌进,在保卫边疆作战中,他留给国人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镜头:他的眼睛被弹片击中,他咬牙把眼珠塞回眼眶,抄起报话机向上级呼叫:“方位××,高度××……向我开炮!”

  “文艺作品对人的精神的提升确实有作用,但首先音乐是要向上的,而不仅仅是旋律优美。作曲者应该赋予音乐更多精神的体悟。南疆自卫反击战之后,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,我的创作风格也逐渐确立,开始追求一种崇高感,一种大美的情怀。”

  印青说:“我们是艺术家,不能去一味迎合。不能战士需要什么,我们就给什么,战士也是人,也会有一些不健康的情绪。”

  “南疆自卫反击战期间,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社会上涌现出文凭热和挣钱热。都是年轻人,战士们却在前方打仗,流血牺牲。军队装备不好,待遇也低,前线牺牲个战士,给的抚恤金难以想像的微薄。部队有一种忿忿不平的风气,所以,‘理解万岁’的口号在当时很流行。

  当时民政部领导去前线慰问,带去许多物资,在一个山坳里,她开口说了第一句话:‘同志们,你们辛苦了!弟兄们,你们辛苦了!’话音刚落,山谷里一片号啕大哭!

  场面特别感人,我也很感动,但我自问‘这是我们战士需要的情感吗?’作为军人,为国家、为人民打仗牺牲,这是军人的天职,没什么可说的。可当时这样哭,内心深处就是一种委屈。”

  “一个大国的士兵不应该是这样的,应该培养一种尚武精神!”印青由此也开始反思:我们应该为中国军队写什么样的歌。

  1954年5月4日,印青的母亲生他的时候,窗外传来一阵阵游行队伍庆祝五四青年节的口号声。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儿呢?一合计,就叫“印青”吧。

  “父亲是上海人,少年时参加新四军,打仗出身,但又特别爱好音乐,会拉二胡、小提琴。解放后,条件好了,家里买了许多黑胶唱片。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,他一套一套地买,也是个狂人。”

  “那时我才5岁,经常听家里的唱片放广东民乐‘旱天雷’。一天,父亲拿来一架木琴,我完全凭感觉,敲了一遍,竟然节奏和音调都对了!”父亲喜出望外,以后单位排练演出,就将小印青“随身携带”。

  印青并不觉得自己天赋异禀,“如果说与别的作曲家有什么不同,大概是比别人多了一些军营生活体验。”

  在部队当通信兵的9年,是他对音乐最痴迷、最狂热的岁月。印青回忆:“前10年,我都是自学。连队6点起床,我4点起,到营房外的河边拉小提琴。等到炊烟袅袅,炊事班开火了,我就跑回营房,跟着战友们出操。”

  “晚上9点,哨子一吹,要熄灯了,我却要看书。书是从家里拿来的《作曲法》、《和声学》。唯一亮灯的是连部和会议室,会议室的钥匙由文书保管,我跟文书说:‘通融通融嘛。’”那段岁月,是他生命中的财富。

  “我的感情在音乐里投入得太多了,透支了,在生活中反而平静。这样反倒平衡了,不然就成了贝多芬、梵高了。”

  张继刚说:“我从来没有听过印青讲别人不好,尤其是作曲家,他总是讲别人的好。”

  和印青合作过的许多演员在谈到他的作品时,不约而同地都用上了“细腻”一词。

  韩红说:“细腻,否则他的音乐音符不会是这样嫁接起来的,他不仅细腻,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世界特别丰富的人。”

  祖海说:“非常的细腻,我觉得就像他的作品一样,但他在细腻中又有一种气势。”

  印青在总政歌舞团当副团长、团长,前前后后六七年。行政事务、应酬、检查工作,方方面面都要管。

  生活与创作,往往就是两匹分道扬镳的野马;一个人要兼顾两头而不被撕裂,简直不可思议。

  巴金在《随想录》中写道:“创作自由”是创作繁荣不可少的条件。每次接到上级指派的任务,时间上常常火烧眉毛,没有半点“自由”可言,“任务最急的时候,在家里上厕所都得小跑。”

  印青坦言:“党交给你的、军队交给你的任务,你必须要完成,你有职务在身。”领导常常甩下一句话——“中央点名的,必须你弄”,印青就没辙了。

  印青说:“我不认为指令性的作品,就不会产生好作品。”“就像亨德尔、莫扎特,他们也是给出版商写指令性作品,‘你给我写安魂曲’,他们就得写,是商业的需要,同时也是社会的需要。”

  “我大部分作品都是作为任务去完成的,但我投入了很多精力,投入很多情感,去生活、去了解、去思考。”

  2010年,国家大剧院希望印青为原创民族歌剧《运河谣》谱曲。歌剧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,也是艺术作品的集大成者,对印青来说,大剧院的提议很吸引人,但他觉得剧本的格局有些小。经过充分沟通,剧组吸收了他的很多意见进行修改,终于找到了彼此的契合点。印青开始在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地紧张创作。

  一次,从下午3点到晚上11点,印青都没离开过桌子。天黑了,他连站起来去开个灯都觉得是浪费时间。一旁的钢琴静静等待着作曲家,像谜题等待着解答。杯子里的水早就喝干了,印青一拿再拿,总觉得似乎还剩那么一点儿。

  几经周折,2012年6月21日,由印青作曲,王宏伟、雷佳等人担纲主角的民族歌剧《运河谣》终于在国家大剧院和观众见面了!

  如今,摆在印青面前最大的命题,是如何在艺术上超越自己。那些大家传唱一时的经典歌曲,树起一排丰碑,遮蔽在艺术家眼前。

  “可能不是技术上的问题,”印青说:“我的风格一直比较多样化。有一年评奖,候选作品都是匿名的,评了50首,打开一看,‘竟然有十几首都是印青的!’有评委说:‘完全听不出来,风格各不相同。’”

  如何让歌曲与普通老百姓再贴近一些、再亲近一些?什么是主流价值?什么能真正引起共鸣?印青如此追问,却“找不到”答案。

  印青说:“我只是个作曲家,我只能用音乐说话。人民需要什么,灵魂需要什么,我应该用音乐去点亮它。”(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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